[9]参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1998年)第8条：人民与中央或地方机关间，因公法上原因发生财产上之给付或请求作成行政处分以外之其它非财产上之给付，得提起给付诉讼。
宪法的生命力，其实主要在于它的司法化运作过程。通过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扩展，弥合民主动员与阶级冲突之间的裂缝。
但是，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后，欧洲领土国家开始把它的首要任务界定为：要在它的领土范围内把现行有效的各种法律，以及诸多分散的裁判机构，加以司法上的统一化，以此来推动政治主权的集合。民族、民主、立宪这三个现代的核心政治-法律变量，为分离并连接现代国家的政治与法律之维，为隔离并衡平现代国家的革命与法治之维，提供了三种基本的解决方案，这三种现代的政治动员方案，既可能被单独使用，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对这三种方案进行不同组合，以趋向现代国家的立宪国家目标。在卢曼看来，以霍布斯为例，在他的《哲学家和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他就提出了一个命题：法律如果只从自身出发，运用其不成文的传统，通过法学家的技艺理性，以及法学特有的论理体系和论辩程序，它就可能导向一个悖论性的结果——即摧毁和平。在近代领土国家出现之前，法律在多数历史时间内是脱离国家政治而存在的，包括习惯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教会法等，这一切法律，都建立在一系列片段式分化的裁判权概念基础之上。而近代主权的产生，正是要在政治上对裁判权进行集中化的管控，并取消封建贵族、教会和庄园主的裁判权。
从根本上来说，这也得益于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的逐渐转化与渐次解开。其中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成功典型。目的型事业单位所编列的预算，应符合经济性和节约性原则，确保目标任务有效履行，保证目标任务能覆盖所有应服务的对象。
行政监督机关一般是加盟成员的共同上级政府。1. 规费和受益费 目的团体公法人有权循受益负担原则，向任务履行相对人收取规费和受益费。地方事业单位的设立变更由地方政府决定。现如今，联邦德国仍然沿用普鲁士时代的思路，将目的团体公法人作为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组织机制。
[21] 2. 团体运作分摊费 目的团体公法人可以向加盟成员收取团体运作分摊费。1. 现实可能性 在我国，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特定任务的社会服务组织。
[24]这意味着，在现有地方事权范围内，我国宪法与基本法律对区域合作组织机制的革新持一定程度的容许态度。因为通过协议协商的方式，可充分照顾相邻区域政府的特殊利益，调动其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积极性。[26]对此，住房城乡建设部与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主张采用区域协同的方式，鼓励地方政府共建共享垃圾处理设施，提高设施利用效率，扩大服务覆盖面，从而遏制垃圾异地倾倒。不过，法定设立式这一具有强制性的组建模式可能会侵害地方自治权利，抑制地方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所以德国立法者在此进行了制度上的特殊处理，即要求行政监督机关应当事先告知相关地方自治体在规定期限内自行约定团体基本章程，并呈送审批。
充足的经费有助于保障组织机制正常运转，确保区域合作治理的的顺利进行。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编制总额更是受到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的严厉管控，可供调整的空间极其有限。以行政首长联席会议为例，长江沿岸一些省市虽然承诺共同保护长江流域的水资源，但它们自身对长江流域治污积极性不高，其行政首长甚至不愿参加联席会议，跨省治理水污染的责任落实、加大保护力度、避免落后产业转移等意向多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其内容应包含目的团体公法人的名称与住所、加盟成员与地域效力范围、目标任务、团体大会席次和表决权的分配、团体运作分摊费的收缴、行政组织机构、解散流程等事项。
[12]《普鲁士目的团体公法人法》颁布后，德国其余各邦国（州）纷纷予以仿效，陆续采用目的团体公法人制度。虑及团体主席任务繁重，各州《地方自治体合作法》均规定减负条款。
协议设立式是常态性的组建模式，其允许加盟成员自主选择合作对象与合作内容。与之同时，加盟成员可以向行政监督机关提请审查监督，或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目的团体公法人善尽履行义务。
团体基本章程缔结后，应呈报行政监督机关审批。不过，放宽私人的准入门槛，并不意味着私人可以完全用私法的行为逻辑参与目的团体公法人的运作。当然，可能存在的法律疑问是，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兼任事业单位负责人。[7] 面对上述困境，普鲁士部分市镇自发组建教育、消防救灾、社会救济、水务等方面的区域合作组织。为增强组织机制的权威性，相邻区域政府或上一级政府可以依照《行政处罚法》第18条的规定，委托目的型事业单位实施行政处罚。（1）组建模式 参考德国经验，我国目的型事业单位的创建可采用协议设立式与法定设立式。
作者简介：严益州，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中德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三，给付能力原则，即团体运作分摊费课征额度取决于加盟成员自身的财政状况。
目的团体公法人应当遵守公法上的保护性与程序性条款，同时以任务目标为导向，充分权衡公法与私法各自的实施效果。[25]可是，这一思路实质上将变更现有行政区划。
《巴登-符腾堡州地方自治体合作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团体基本章程可以允许团体大会组建行政理事会，以协助团体主席的工作。然而若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仍有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此时，应当由相邻区域地方政府直接对目的型事业单位进行财政拨款。目的型事业单位本身就是为解决跨界公共事务而设立，具有鲜明的公益性特征，所以地方政府派现任行政领导同时担任目的型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确保其权威性，符合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过，该行政协议应当在地方事权范围内缔结，并且必须呈报协议各方的共同上级政府审批。预算决议一旦公布，便对目的团体公法人具有强制约束力。
[27]此时，可考虑相邻区域政府通过行政协议的形式共同设立目的型事业单位或是由上一级政府强制设立处理数个下级政府之间跨界公共事务的目的型事业单位，对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与利用。其理由在于，地方自治体的议事机构系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目的团体公法人的团体大会由加盟成员委任指派，若允许目的团体公法人承担过多的公共任务，则无异于以目的团体公法人全面取代地方自治体，并由此产生民主正当性的危机。
不过，我国学者叶必丰指出，组织机制建立与行为机制设计呈正向比例关系，良好的组织结构，可以简化行为机制。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导致错综复杂的行为机制。
第二，等价原则，即团体运作分摊费课征额度的确定应考量加盟成员因为目的团体公法人的成立而减轻的公共给付负担。此种法规命令旨在防御危险，维护公共利益。
其主要任务是制定章程或法规命令、编制预算与决算、决定举债、选举团体主席、修改团体基本章程等。相较于前两者，目的团体公法人仅以承担特定公共任务为目标，对地方既有权力结构冲击有限，同时其具备独立的公法人资格、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固定的经费来源，对加盟地方自治体拥有较强约束力。再者，目的型事业单位应严格执行预算制度，实现任务履行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依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29条的规定，地方事业单位机构和编制管理办法的制定权限属于地方政府
（一）外部型态：政务公开需要何种类型的责任清单 经过对31个省级政府责任清单的实践考察和类型甄别，我们发现，如果以责任清单独立性程度不同为标准，我国责任清单存在依附型责任清单、一体型权责清单、独立型责任清单三种型态。这主要是因为，行政规则非但是我国本土化的表达方式，无法与我国相关制度规则对接，而且，该表达方式容易引起歧义，尚未被我国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接受。
但是，在我国宪政框架下，这不是最优选择。其二，将所有规范性规范文件纳入备案审查，是党和国家推进合宪性审查的重要举措，作为自制规范的责任清单也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当然内容，对其备案审查自不待言。
[13] 《试点方案》规定：依据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并按条目方式逐项细化分类，……确保公开事项分类科学、名称规范、指向明确。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作为责任清单编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包括有学者提到的行政先例、合同的约定、公务组织的先行行为、生效法律文书等法律规范的运用结果？[35]笔者以为，不应作为责任清单的来源依据，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内容是法律规范和自制规范的动态运用，并未在法律规范和自制规范之外创设新的职责事项。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